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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鹤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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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师傅程老汉,老家福州闽侯,生于武夷山附近的历史重镇建瓯,中国传媒大学1977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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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施祖毓先生 | 温化平  

2016-01-10 12:54:1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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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施祖毓先生 | 温化平

    (程按:本文作者温化平女士,程老汉的大学同窗,曾在北京广播学院任教,现居美国。)

施祖毓先生是我的高中语文老师。

知道先生去世是几个月前的事了。那天同学们回母校厦门五中参加活动,感谢微信让我很方便的就在群里看到了久违的高中老师和同学,可一直想见见的施老师始终没有出现。我是知道先生的,这种喧闹的场合他应该是不爱凑热闹的,但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怎么不见施祖毓老师?”群里顿时安静了下来,许久才有好友幽幽地回了一句:“施老师去世好几年了!”那一天和以后的几天里我们这个高中同学群一片寂静。

几个月来,我耳边总是响起这句话,“施老师去世好几年了”。微信里的文字没有表情,但我明明听见了声音,也知道好友应该是有话要说我的,但她也始终没再提起。不能怪啊,是我失联了几十年啊!

四十几年前初见先生就好像是昨天的事,那是在高中的第一堂语文课。他走进教室直接用粉笔在黑板书出“施祖毓”三个字,然后转身说,我是你们这学期的语文老师,开始上课。那时的先生穿着不讲究甚至有些邋遢但身材挺拔,声音洪亮,笑声爽朗,留着浓密的胡子,戴着深度的近视镜。当时的我对所有的老师都已经无感,对上课对学习已然不爱,可当我看到先生时还是眼前一亮,这老师怎么这么像鲁迅先生啊!只是后来知道鲁迅先生个子不高,更觉得先生比鲁迅先生应该更伟岸。

回忆的潮汐总是起起落落,已走过了年轻的岁月,很多往事就变得格外清晰起来了。

 

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已经从农村插队回到城市了,有了很好的工作,但从小立下要上大学的志向一直没变,没有任何犹豫我就决定要参加高考。

可要考什么专业,一时拿不定主意,于是我去找了班主任蔡纯志老师。蔡老师是物理老师,当时的大环境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且我也是她的“好学生”,自然鼓励我报考理科。

先生当时和班主任同住在一个筒子楼里,在楼道里遇上了先生,跟着就进了他的家。我们之间的对话,几十年了先生的语气语音语调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先生知道我要考理科后,问:“那你准备考什么专业呢?”我答:“造船专业”。先生又问:“造船是个庞大的工程,你准备选哪一专业?”我一愣:“是这样啊,还没定,反正就是喜欢。”

那时的我不知是不是科幻小说看多了,电影戏剧看多了,想象中的女造船工程师八面威风,穿着过膝的工作服就像披着一件风衣,拿着文件夹子,在大船甲板上走来走去,在海天之间解决各种难题,简直是飘逸又潇洒。

先生停了好一会儿,说:“你还是考文科比较好。”我当时有点懵,这不说着造船“专”业呢,怎么一下子蹦到了文科了?

先生道来,你应该考文科,第一,你文学基础不错,悟性也好,学也好,将来毕业工作也好都不会比现在差;第二,这次高考汇集了十年的考生,考上大学应该是第一考虑的,你的数学底子好,这是很多文科考生所不具备的;第三,理科需要的是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和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你基本上是个性情中人,常常跟着感觉走,又有点大大咧咧,这不适合学科学。

我不需要和先生辨,他当了我三年的语文老师自然是了解我的,而我也是信他的,于是就决定考文科了。

事实证明先生的点拨是对的,我的数学和语文分数真的为我的总分增色不少,一跃而上的成了被挑选的第一梯队。1978年的春节前后是高考发榜的日子,春节前两个星期我就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过了一个最安稳的春节。

那年恢复高考消息如一夜春风,留给备考日子也如一阵晚秋的劲风,一刮就到了冬天考试的日子了。在备考的那一个多月里,我数次去先生家,他几乎辅导了我除了数学以外的所有学科,语文,政治,历史,地理。同学们都知道施老师博学,在他辅导我考大学的那一段时间里,他的博学和全方位的知识结构还是再一次让我五体投地。文学的功底自不必说,他本来就是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高才生。历史的风云变幻他随手拈来游刃有余,地图上划上一条线他就能准确叙述出沿线的地形地貌人文景观。面对他的侃侃而谈,当时就觉得要是有人血管里流淌的不是血而是知识和智慧,那一定就是他!那一晚又一晚于我而言是一次又一次汲取知识的大好机会。而我最终考上大学时,他则平静地说:“我知道你一定会考上的。”一如对我从来的肯定和信任。

 

我当上老师后,深深体会到了教书育人是当老师的最高境界,先生当时就具备了丰厚扎实知识储备,以及相应的专业素质。这样的老师在任何时代,与学生而言都是幸运的。我的幸运就这么开始了。

俗话说不打不相识,第一次被先生逮个正着是刚开学的一次朗读课文,内容是鲁迅的小说《祝福》,课前先生布置的作业是预习课文。那会儿不是个讲究学习的年代,先生布置的作业我根本没当回事儿。可偏偏第二天上课被他点名读祥林嫂的那段 – “我真傻,真的,我单知道雪天是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狼……,”没有预习自然就紧张,很快这段文字就被我结结巴巴读出了“笑果”,预习过的同学知道内容捂着嘴不敢出声,没有预习过的同学不知深浅哈哈大笑。老师立刻喊停,平静地对我说,你坐下,明天接着读这段,同时停止了课文的朗读开始讲解课文了。

当晚,我仔细地读完了《祝福》,我为自己的无知而深深自责,尽管先生啥也没说,可我仿佛听见了先生的批评:“读这一段你还笑得出来?”第二天,我再次朗读这一段文字时,觉得自己就是祥林嫂,读完之后我觉得教室静默了,先生好像还抬了抬下颌,他也许只是让我坐下,可我觉得那是一次浅浅的表扬。我已经很久没有得到来自语文老师的表扬了。

后来我们又学习史记《鸿门宴》节选,这段史记文字我早已读过并熟记于心,预习之后,就能捧着课本,盯着前方背诵“沛公军霸上,未得与项羽相见。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这回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先生赞许和鼓励的目光,他甚至接过我读的那段自己声情并茂的吟了起来!先生性情飞扬,桀骜不驯,满腹经纶,思维敏捷,然作为老师他又有着极好的职业素质。我从没见他在课堂里失去控制,他平等的对待每一个学生,很快他身边就聚集了众多仰慕和崇拜他的学生们。

 

记得开学不久,学校有一次学农活动,去的是厦门郊区的黄厝村。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黄厝是一个海防小村,村里的反敌抓特的故事层出不穷,英姿飒爽女民兵的故事更是名扬全国。出发前,先生布置了一篇关于黄厝的作文。我当时的选题是海岛女民兵,因为知道先生不好糊弄,所以就认认真真地采访。好在这不难,那些纯朴的农村姑娘们比我大不了几岁,很快就和她们玩得很好了,收集了素材后认认真真地把作文写完。那时正在偷读伏契克的《绞刑架的报告》,就按这种顺时针的纪实方法写下了我的第一篇“报告文学”。当作文发回到手里时,我的眼珠子差点掉了出来,98分!我知道自己写得不错,但没想到会得这么好的分数。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种第一位数超过7的作文分数了。

在这之前,小学的最后一年曾让我失去了学习的兴趣。

当时我转学到了一所精英的学校,并在那儿读了戴帽初中,这一段日子于我而言是到目前为止最“黑暗”的日子。在原先那所小学里,我一直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因为我好看书不生事;也一直是同学眼中的好伙伴,因为我大大咧咧不娇气,我一直生活在阳光里。转了学,天终于还是由晴转了阴。我一直相信人和人的交往是一种缘份,可能就是没有缘分,无论我怎么做在当时的老师眼里都是不对的,到现在我也不明白如何一转了学就直坠入了“深渊”。

名牌小学的老师果然有着极好的专业水准,非常善于抓问题,只要抓住一点就可以做到“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从此挨批评受训是家常便饭,言语不吝的羞辱的事也是发生过的。老师都这样了,不谙世事或者深谙此事的孩子们就不用细说了。我本也不是个逆来顺受的人,开始时曾经做过鸵鸟,但终归不愿总是埋头被动挨打,最后把自己变成了刺猬!此时,学不学语文已经无所谓了,因为这种铺天盖地的批评羞辱加上起哄,已经严重的干扰了我的正常生活,每天出门上学也成了巨大的负担,我不再喜欢学校,也由此产生至今无法从骨子里彻底剔除的自卑心理。

我开始强烈地怀疑自己的能力,开始质疑在转入这所学校前的那几所学校的教学和那几位爱我如己出的老师们的关心。要不是还有几位同病相怜的好友互相取暖,就此变成一个问题少年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在那个人人都要求政治进步的年代里,我是真正地被抛弃了,不要说加入共青团,就连想入个红卫兵都被拒之门外,至今我也不明白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有了前面的铺垫,我的作文一下子得了这么高的分数,自己不相信,那些从小学一起升上来的同学更不相信,每一句问候都在提醒着我,去问问老师嘛,他肯定弄错了。当我被几个同学“绑架”着出现在教师办公室时,先生看到我就高声地说道,这次作文写得好啊!字写得好!格式也好!要是有时间再去几次黄厝,深入了解会写得更好。我有评语在后面你没读吗?当时我非常激动,回头看看陪我来的同学,这才发现她们不知啥时没了踪影。

四十多年了,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先生那一天的朗朗笑声和说话声。

高中毕业后我上山下乡,曾经当过广播电台的业余通讯员,始终记着先生的建议,果真又去黄厝住了几天,写出了长篇通讯《前线女民兵》。至此,我真的很骄傲,我的语文是语文老师教的。多年后,我也当了老师,才有了更深的理解,先生对学生们是用了心了的,不仅仅是教了书也育了人,他是了解我的,知道我最大的问题在哪里。是先生的不露声色和循循善诱让我一点一点的恢复了自信,是先生和班主任蔡老师等高中的老师们合力拉拽,裹挟着我一步一步走出了自卑的泥潭,在那个时候,即使在那些没有特别关注我的老师的眼里,我也只是一普通的学生,不劳他们的特别费心了。天,阴的实在太久了,终于开始转晴了,阳光开始照进心里,能不由衷地感谢先生和五中的老师们吗?!

 

先生好烟,常在云山雾罩里,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绝对不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准备高考那一个多月的晚上,在他的家里,他的吞云吐雾中我没有任何不适,可有一年我只要闻到一丝飘来的烟味儿,立刻失音,想来那可能就是先生离开的那一年。我当时要是能劝几句,先生或许能听进去,毕竟我也是他看得上得意门生,也算得上半个知音。

我去考试的前一天晚上,告别时先生起立很严肃地对我说:“我是一个胸怀坦荡的人,你也是,既是如此,考试不必有杂念,坦坦荡荡的去考,平平静静的接受结果。”现在想起来这应该是先生教我做人做事的最后一句话,以后我们再见面,他已经不把我当小辈看了。

他喜欢平等的聊天,也喜欢与人争辩,更喜欢心无旁骛阐述自己的观点,比如吴梅村(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当时他就说他一定要把这个文史冤案给翻过来,多年后事实证明他做到了。高中在学时,我和先生就聊过《桃花扇》,《古文观止》,《文心雕龙》,《20年目睹之怪现状》,《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等。那时我说,我不喜欢《红楼梦》,先生哈哈大笑,以你的性格,是不会喜欢的,过几年吧,过几年再读,会有不一样的理解的。

在那个年代,聊这些古典文学作品,尤其是那些有争议或已经定为反面的作品是有危险的,先生倒也狡黠,知道要和谁聊,也从没被人出卖过,可见他聪慧机敏,阅人准确,根本不是书呆子。那时偶然听到别的班的同学叫他“鲁四老爷”,那是一位出自鲁迅小说《故乡》的人物,我不以为然,我觉得他更像鲁迅先生,敏捷聪慧,思想犀利。

 

我们那时的课本中,是有那么几篇古文,古诗,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作品,这一篇篇生动的和不生动的课文在先生的讲课中都被发挥到了极致,我们从中得到了比课文本身更多的知识。

记得当时课本里有篇课文是京剧《杜鹃山》剧本的节选,为了让同学们更好了解杜鹃山的故事,了解戏剧的创作和剧种,先生居然组织同学们排演起王树元的话剧《杜鹃山》。在一个普通的中学里演出全本《杜鹃山》谈何容易!当时王树元的话剧可不可以演是个政治问题,一穷二白的中学啥也没有怎么演是个实际问题,可先生顶住了压力化解了无力,最终让话剧演出了。

当时,扮演乌豆的男生讲不好台词,尤其那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说不出那种匪气和霸气,先生直接上前示范,那一招一式真的就是那么回事。师生同心,克服了太多的困难,学生版的话剧《杜鹃山》终于登台演出了。那时京剧电影《杜鹃山》还没有问世,没有多少人看过任何版本任何剧种的《杜鹃山》,演出的成功一时间轰动了学校。以后又接着演了几场,每次演出时总有校外人员在学校大门口等着机会溜进来。那时的文艺演出很少,我们这个海防小城就更难看好的演出了,人们饥渴难忍,遇到什么地方有什么演出都可以一拥而上。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次演出可以说是师生一起的一场自娱自乐,但先生为了教学全身心地投入,对寓教于乐的完美诠释,对做一件事的专注和勇气着实让我敬佩。

 

写这篇博文时,突然发现我的记忆中缺失了一段,先生离开五中以后去了哪里?我是什么时候?又是如何和他失联的?

面对这段空白,我借助互联网强大的搜索引擎,终于查到了先生还是专注于明清,毕生研究明清史,呕心沥血十几年写出了几百万字的《吴梅村歌诗编年笺释》的上下两册、《吴梅村钩沉》、《桃花扇新视野》等等许多著作,论文。多年前他和我聊起吴梅村时就说过的一定要把这个文史冤案给翻过来,他做到了。

互联网也告诉我先生在2004年已经是教授了。我自认为是了解先生的,知道他并不看重这些,能够潜心做学问是他最大的愿望,但这是社会对他的肯定和评价。白云飘过蓝天不可能来去无踪影,浪花扑向岩石也不会不留痕迹,谷歌还记录着他的人生轨迹,度娘还收藏着他的点点滴滴,世间的桃李早已盖过了缤纷的落英,我又怎么能信先生已经随风而去了……

(2015年12月12日 美国 洛克威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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